当地时间4月28日，欧洲出现大规模停电，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均受到影响。地铁停运、通信中断、ATM机失灵，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此次大停电是近年来欧洲记录到的最严重停电事件之一。据报道，西班牙电网公司估算恢复电力需6至10小时，而事件原因仍在调查中，可能涉及电网故障、超负荷运行或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

　　欧洲电网系统正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带来的压力。虽然尚不清楚具体的事故原因，但此次大停电发生在西班牙电网首次实现全天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运行的十余天后。（4月29日澎湃新闻报道“西班牙葡萄牙突发全国大停电，欧洲今年来最严重停电事故何以酿成”）

　　此次事件并非孤例。全球范围内，类似的能源危机频发，从欧洲因地缘冲突导致的天然气短缺，到古巴发电厂故障引发的电力中断，无不提醒我们：能源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社会乃至国家安全的基石。正如《悬而未决》一书作者、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库宁博士所言：“对于能源供应体系的建造和运营者来说，在满足安全和监管要求后，成本和可靠性就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

　　能源体系的可靠性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其结构性变化却异常缓慢。这场停电不仅暴露了欧洲高度互联的能源系统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对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之间复杂关系的广泛讨论。在能源需求持续攀升、气候变化加剧的当下，如何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与可持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停电事件背后，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尽管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近年来有所增长，但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有限，且受制于间歇性和储能技术的瓶颈。正如库宁所指出的，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成本高，这使得快速转向清洁能源面临巨大挑战。

　　能源体系的长期结构性变化需要数十年时间。下图表明，1950年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上涨猛烈，而这种需求是通过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产量的上升满足的。20世纪70年代引入的核能增加了能源供应，但并没有取代其他任何能源。

　　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能源需求增长趋势放缓，用于发电的煤炭已被水力压裂法生产的低成本天然气取代，同时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的增长也较小幅度地取代了煤炭。

　　尽管新能源已经投入使用，旧能源也并没有消失。举个例子，你听到下面这个事实可能会很惊讶：目前，木材提供的能源量（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木材是主要能源）与南北战争时期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自那时以来其他能源供应已经大幅增长。

　　1950年以来美国能源的来源。图中，历年使用能源的单位是千万亿英热单位。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和太阳能。

　　能源体系变化缓慢的原因很多也很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的供应必须高度可靠——燃料供应中断或电力中断时，社会就会陷入停顿，混乱随之而来。

　　实际上，美国的期望是区域性电网（不是指向用户供电的更脆弱的本地系统）在10年内不能中断超过1天。如此高的可靠性，只有对硬件系统和操作程序作了数十年的开发及优化才能实现。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会采取相当保守的变化策略，其中就包括引入新技术。

　　阻碍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发电厂或炼油厂等能源供应设施需要大量前期投资并且要持续运作几十年（同时偿还那些前期投资）。它们还必须与基础设施中的其他部分兼容——例如，燃料、能量补给基础设施和运输车辆必须一同工作。此外，这些能源设施——在美国几乎都是私营企业——供应的是大宗商品。电网中的电子无论是来自风力涡轮、核电站还是燃煤电厂，都是一样的。同样地，输送的燃料分子必须按类别标准化（虽然也需要一些配置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规定）。

　　因此，对于能源供应体系的建造和运营者来说，在满足安全和监管要求后，成本和可靠性就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能源使用体系往往比能源供应体系变化得更快——虽然美国的汽车使用寿命可以长达15年，但是建筑的更新则至少需要数十年。

　　同样会导致能源体系变化缓慢的是，能源对每个人、每件事来说都很重要。在发达国家，使热、光、移动等诸多事物得以实现的能源基础设施显然随处可见，从输电线到加油站再到冰箱插座，它们普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从不会想起它们。

　　然而，如此之高的普遍性不仅产生了上述可靠性要求，而且还产生了各类参与者的直接利益，其中包括产业界、消费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方的利益往往不一致，这就使得变化在原则上就很难达成一致，更不要说具体细节了。举例来说，在管道路线和发电厂选址上，就经常出现长达数年的争议。

　　因此，虽然人们经常拿“曼哈顿计划”举例，但它其实并不是思考能源变化时的非常有用或恰当的例子。在20世纪40年代初，真实的曼哈顿计划只为一个客户（美国军方）生产了一些特定的原子“小玩意儿”，并非旨在改变那个早已嵌入整个社会的庞大体系。另外，它也不需要同已有的各种能源机制竞争，因为彼时我们已经有了好用的提供电力和燃料的方法。曼哈顿计划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公众意见和接受度也不需要考虑（虽然后来间谍还是让苏联知晓了这个秘密）。

　　最后，这个计划的预算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它享有国家战争时期的优先任务），而那些意在替代现有能源体系的生产商不仅要考虑成本，还要担心消费者的能源价格。所有这些特点（保密性除外）也同样可见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登月”的太空计划。因此，“能源革命”这个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相反，那种大规模的、能减少足够的排放从而产生差异的能源变化，会是一个缓慢过渡的过程，更像牙齿矫正，而非直接拔牙。

　　《悬而未决》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视角：能源体系的变革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受到技术、投资、利益冲突等多重制约。未来的能源安全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政策协调和社会共识。正如书中所述，能源转型更像是“牙齿矫正”，而非“直接拔牙”。只有通过渐进式变革，我们才能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为应对气候变化筑牢能源根基。

　　库宁在书中呼吁以科学为核心，PG电子平台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制定务实的能源政策。他指出，能源体系的变革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和社会接受度。

　　从停电新闻到气候科学，我们看到能源系统的复杂性，恰恰来自于科学与政策的交叉。能源安全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是关乎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你已经听说了这些都是“事实”。但根据科学研究，所有这些说法都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媒体、政治家和其他知名人士都宣称“科学已是定论”。事实上，从研究到报道再到大众媒体充斥了被误解和错误的信息。核心问题——气候如何应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它将带来什么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答。气候正在变化，但其原因和变化方式并不像你所相信的那样明确。

　　库宁把读者带到了标题背后更微妙的科学本身，告诉我们它从哪里来，并揭示了鲜为人知的真相：尽管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上升，但从1940年到1970年，全球气温实际上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用来预测未来的模型并不能准确地描述过去的气候，这表明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

　　本书提供了你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关于气候科学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这一切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史蒂芬·库宁博士（Dr. Steven E. Koonin）是美国科学政策的领导者。他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在那里他是能源部战略计划和首期四年技术评论（2011年）的主要作者。库宁博士在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科学计算、能源技术和政策以及气候科学领域发表了200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他曾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校长和教务长近10年。库宁博士目前是纽约大学教授，在多个院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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